11月份之后，中国的商业界就进入到了“年会高峰期”。到处都是颁奖晚会、年度评选和论坛，稍稍有点名气的企业家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嘉宾邀约对象，对这些人来说，时间是最大的成本，每个人都在盘算，我为什么要去，去了能得到些什么，然后，我该讲些什么。
      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是一顶一的“脱口秀专家”，个个都比巴菲特或比尔.盖茨会说。不过，在不久前，我还是碰到一位重量级的企业家——他具体有多重，我不能说，至少他写的书你在机场书店能找得到，他突然问我，我该在今年的年会上讲些什么呢？
      讲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看法？太远。讲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？要么不敢讲，要么讲不清。讲对自己行业和企业的看法？好象也没有什么可以讲。那么讲什么呢？讲今天的天气不错吗？
      这位企业家朋友颇有点文才，他为我简单概括了这些年开年会的心情变化。他说，六七年前意气风发讲天下事，四五年前小心翼翼讲国家事，二三年前有搭没搭讲企业事，今年，什么事也没得讲，也不知怎么讲。
      六七年前，应该是2001年到2003年前后吧，那也是商业论坛刚刚勃兴的时候，中国加入了WTO，一切都好象日新月异的样子，于是，企业家们聚在一起就特别新鲜，特别有话说，也特别敢说话，回头翻翻那时候的报纸，满纸的鲜衣怒马。
      四五年前，应该是2004年之后吧，随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降临，国有资本在重化、钢铁、石油、电讯等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垄断地位，对于民营业者来说，靠产业扩张进入世界500强的梦想就此断绝。我记得是在2006年的开春，万通的冯仑发表了一篇文字，他说，“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，因此，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，偏安一隅，做点小买卖，积极行善，修路架桥……”好了，一个只甘心于做点小买卖的阶层，你还能指望他说多大的事情呢？天下是没得谈了，于是就谈谈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战略。
      二三年前，应该是2007年左右吧，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开始了，接着是又一次严酷的宏观调控，用阿里巴巴的马云话说，冬天到了，他的话音未落，华尔街也突然降了雪灾，于是，如何细算成本、加强内部管理等等，成了企业家们可以聊聊的话题，这时候，已经从“逐天下”变成了“活日子”，从楚汉争霸成了“士兵突击”，格局小的不是一点点。
      那么，到2009年底，可以说点什么呢？
      天下的事，譬如金融危机，我们看都看不懂，甚至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“孤岛”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危机，所以说了也是白费口水。国内的事，能赚钱的地方都围上了“铁丝网”，宏观政策也轮不到企业家去指点，或者说多了绝对没有“好处”，所以，也没得说。那么说说企业的事吧，可是实在也找不到开场白，因为现在的机会都在厂门外，危机也在厂门外，仅仅说精细化管理、ERP战略，听的人实在不多，自己也说得没有新鲜感了。好吧，最后就只能讲一点成功之道，怎么励志怎么来，不过想想，唐骏和李开复那样的功夫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炼成的。
      所以，今年的各路年会看来都不太好开，来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来，来了以后，也不知道讲点什么。
      写这样的专栏，我心里其实很难过。
      记得前些天在上海做波士堂的嘉宾，来的是中坤集团的黄怒波，一米八几的个儿，就是爱爬山，不久前刚刚爬了一座山峰，死了一个山友，自己也差点丢了半条命。我说，全世界各国的企业家群体中，最爱爬山的一族就是中国的企业家，那是多危险的事情，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，在欧美国家，董事会里的两个董事是不能坐同一架飞机的，怕掉下来就麻烦了，我们倒好，整队整队的去爬珠峰，象是一群敢死队。黄怒波当然不同意我的看法。节目下来后，我细想，为什么企业家那么喜欢爬山，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生命往死里整？其实，潜意识里有一条，是郁闷，是悲愤，是荷尔蒙太旺盛了，实在被挤兑得没地方去了。
     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：一个商业社会中，最懂得投入产出比、用列宁的话说最具有“软弱性”的一个阶层，也相继加入了愤青俱乐部。
      开会那点事，去不去，说点什么，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。

      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

（来源：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9-11-10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