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汶川大地震以后，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。“责任”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非常重要。因为在康德看来，只有出于责任的行动才有可能具有道德意义。相反，如果是出于精明和好心，虽然是行善事也并无道德意义。他说：“在能够善良的时候善良，是一种责任。然而有很多人既不是出于虚荣心，也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表达了善良，他们在播撒欢乐的时候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，在自己能够做到使他人满意的时候感到欣喜。但是我要说，尽管这种行为很有责任感，很值得钦佩，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。”

　　然而人的动机是很难猜测的。比如王老吉，以地震为题材成了营销上的大赢家。它的行善，是出于商业上的精明、对灾区人民的同情，还是一种纯粹的责任感呢？我们确实无法分清楚。故此康德的这个标准尤其让深受儒家思想教导的中国人难以接受。

　　总的看来，我们中国人更习惯的是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，孔子恶之”的评判标准，注重的是结果而非动机。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道德建构，使得我们的道德观显得外向，过于偏重人际互动而缺乏个体的深思熟虑。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出了问题之后，易中天们立即蹦出来晒捐款凭证。这一行为，使得他们的捐款行为彻底丧失了康德眼中的道德意义。所以不妨说，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存在于主体性中间的，康德的道德观却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。显而易见，我们的道德观更容易形成对他人的强迫。

　　哈佛大学的诺曼鲍伊从康德的三条绝对命令出发，讨论了公司的道德问题。他力图论证说，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主体，作为成员的道德共同体，不仅也像个体那样有责任遵守这三条绝对命令，而且这样做的公司也能够赢利。这在我看来是古怪的，因为如前所述，按康德的本意，你做一件有利于公司赢利的事情，不论客观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，该行为都不再有道德意义了。而且，既然康德的第二条绝对命令是“不论是谁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，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”，那么在此限定条件下，我们很难推导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德合法性。因为向股东提供最大的利润回报，是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规定。而按照康德的第一条绝对命令——要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——契约就必须得到遵守才行。股东的利润、员工和客户这三者，各自成为自洽的目的，这在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最道德也最符合实际的说法是：通过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实现股东的利润回报，同时体现了员工自身价值。那么，客户还是没逃脱工具化的命运。

　　关于股份制有限公司中股东、客户和员工三者的价值排序，以前从没有人认为这还能成为一个问题——既然是股份制公司，股东利益是目的，善待员工和满足客户需求是实现目的的手段，天经地义。米尔顿弗里德曼干脆地说：“股份制公司，除了为股东提供利润回报之外，别无社会责任。”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电子化，大股东不再是罗斯柴尔德之类有名有姓的somebody，而是不计其数的散户，或养老基金这种nobody的集合体。股东被虚化了。它先前所占据的显赫地位就要由新的东西来填补。这个新贵往往是客户。理由是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主体，其价值是向全社会做出贡献。但是像万科这样的公司，其股东数远超过它的客户数量。为数量多得多的股东创造价值，难道不是更大的善？相比之下，阿里巴巴上市，马云把别人的钱揣在口袋里之后宣布他们公司是员工第一、客户第二、股东排第三。这就让人不能不提出质疑：你为什么不在别人掏钱之前宣布这个名分排序呢？

　　另一位弗里德曼——哈佛大学的本杰明M弗里德曼也持有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相同的观点。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可以普遍增加人们的收入，更能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，从而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正义。所以他认为道德也如财富，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同样在起着最大的作用。这种说法，姑且称之为美国版的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。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的。因为它让人无法不联想起“仁者乐山”——山无言而草木葳蕤。老子说“大哀默默，小哀喋喋”，企业的道德似乎也是如此。闭上嘴巴赚钱，就是一个公司最大的道德。

　　《经济伦理学：康德的观点》（美）诺曼E鲍伊译者:夏镇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9月
注：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

（来源：中国经营报 作者：肉唐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