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岁睁开眼时，我很奇怪地注视着汤家村：这是我的家乡吗？

      一些人从房子里胀出来，另一些人从土窑里凫上来。鸡鸣狗叫，雀儿跳跃，树影罩住了村庄，把太阳挡在外面。我在爷爷背上睡着了，我觉得这些都很没意思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三个人，爷爷，妈妈和我。母亲为人家做衣服，缝纫机发出的悦耳之音，回响在空旷的院子里。

      起风了，黄狗呜呜叫唤，“哐当——”黑漆大门像是被醉汉推开了，雨斜着扫进来。屋顶上好看的青苔，皆弯腰让水顺着瓦楞流下来，“嘭嘭”掉在地上。一道道激越的水流，摔在地上，变成一串串水泡……摇曳着往地沟里奔去，一个个相继破碎，又焕然新生。我着迷于这种神奇的情景，不觉伸长了脖子。这时候，妈妈会轻声叮嘱：“进屋来吧，别淋了雨。”

      父亲在遥远的边疆服役，不知过多少日子才寄回来一封薄信。母亲把信藏在柜子里，上了锁。

      院子里种了一畦忘忧草，初夏开出数朵金灿灿的花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老有蜜蜂围着花儿绕圈子，它们不知在忙些什么。

      一天中午，母亲还在收拾碗筷，一群男人突然闯进来，抬走了缝纫机。等母亲发现动静，大门已从外面箍死了。母亲晕倒在地，爷爷赶紧唤人来救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？

      后来，听干爹说，他曾专程去宝鸡，费了很大周折，找到我的生父，劝阻他别离婚。但生父主意已定，不为所动。

      母亲只好另做打算。设想过把我和妹妹送人，这样能嫁个好人家。但最后，她还是决心找一个能接受孩子的男人，“我们娘仨，死也要死在一起。”我长大后，外婆说，你母亲为你险些哭瞎了眼。

      媒婆带着母亲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我们走进了邻村一户人家的院子。大人们说着话，我在院子里玩耍。一株丰腴的桃树，结满了好看的果子，我多想摘一颗桃尝尝。

      吃完饭，经过那株桃树时，主人家婆婆摘了两颗桃塞进我口袋：“我娃，以后想吃就能吃了。”

      五月天，蝉拉长声调叫唤，母亲低头扛着车子，上面放着我们的行李，妹妹坐在行李上，我在后面推着车。爷爷把我们送到村口那颗蓬勃的皂桷树下村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窄窄的土路上，也看不到人。在两村界河边，有一只羊埋头吃草。世界安静极了。

      太阳刺眼，麦浪翻滚。车轱辘发出“吱吱吱吱”单调的声响，我知道这就是离别。爷爷，别了，老屋，别了。

      风吹过来，扬起一阵黄尘。麦子快熟了，空气里逸出麦子的清香。

      我们得吃新家打的粮食了。

      继父送给我一副簇新的扑克牌，随手翻出一张，竟然是猩红的红桃A，心不由一惊。

      称呼族人，在我是一件窘迫的事情。因为在心里，我并未接受这个地方，这是继父的村庄，他们都跟他有关系，我是多余的，我的血缘关系在东边那个村庄。按辈分叫每一个大人，并把他们记在心里，于我而言，便是痛苦。我经常支使妹妹去借东西，母亲把这理解为我怕羞，多少年后，她还经常用这来作我幼年羞涩的证明。母亲，那不是羞涩。

      两个村子仅有一里路之隔，我见到汤家村的人更加羞涩，好像自己见不得人似的。在学校里，经常有那个村的顽劣同学讥笑我：你妈结婚的时候，你还放炮呢！这是直指我痛处的话语，一下就要了我的命。

      一天，因为拉风箱烧火时看连环画，继父踢了我一脚，我决心去死。

      我躲进村北高台上的秸秆堆里，设计着自己的死法。我能想到的是，不吃不喝，睡在里面，直到饿死为止。我知道母亲会心痛得四处找我，而继父也会很不乐意地寻找，我害怕被他找到。

      碾麦子的场上立着几十个秸秆堆，偷情男女常在此勾连，村里人打牌也在里面。他们铺好了麦草，把里面弄得很暖和，还留了透气孔和透光孔，嗅着植物的香味，在里面纵情叫喊——“大小王炸了你！”

      我在里面躺了半天，迷迷糊糊竟然睡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下来，人家的炊烟浮动在村庄上空，不时有驱赶牲口的声音，“吁——吁，狗日的，走啊！”

      我也饿了。我想母亲蒸的白面馍馍了。扒拉掉身上的秸秆丝，我往家里走去。

      当我背起书包走进池塘边的小学校，童年便戛然而止。

      曾经幻想，当我从外地归来，一切都不变化：我喜欢的女老师还是那样好看，也不嫁人；我的朋友还在野地里等着我去拔草，村里人不会老去，我的亲人不会死去。

      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，其实只在童年里。当你找寻她时，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。“故—乡”，就是逝去的、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。

      谨以此纪念我们的童年。

      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

（来源：2011年6月2日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）